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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亿堂娱乐:中国首位“洋厂长”与改革开放

2018-07-12

▲ 威尔纳·格里希是第一位在中国任职的“洋厂长” 于澄建摄

◆无论是大胆起用格里希,还是格里希在工厂的改革,都彰显了改革的勇气与担当

◆今天看格里希的做法,主要集中于车间质量管理层面,是中国企业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特征

◆从格里希身上,我们看到改革没有所谓的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”。改革开放40年,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

◆开放带来外脑,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,成为了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

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徐扬 袁帅 吴植

上世纪80年代,武汉市政府曾破天荒地聘请德国人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这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位“洋厂长”,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。实践证明,这一大胆决策既开启了引进海外人才的先河,在当时也为国企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。

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“洋厂长”威尔纳·格里希虽已于2003年在德国去世,但《瞭望》新闻周刊通过采访其子伯恩特·格里希,以及当年格里希在武柴的同事,以30多年的历史沉淀为背景,回顾了那段改革岁月,很多举措和细节依然发人深省,引人深思。

武柴曾经有位“洋厂长”

1984年,德国退休工程师格里希只身来到武汉柴油机厂,一开始是作为技术顾问。几个月后,武汉市政府任命他为厂长,主持全厂的生产经营工作。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的两年任期里,格里希的严细管理令这家老国企焕发了生机:柴油机的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内,主轴承盖的废品率从50%控制到3%以内,柴油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。

这个65岁的德国退休老头是如何做到的?

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的谢长钦作为格里希的搭档,亲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。谢长钦记得很清楚,格里希上来就抓劳动纪律,抓产品质量。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提高柴油机清洁度,国家标准为每升195毫克,而武柴是3000毫克,严重影响机器寿命。

戴着白手套,拿着游标卡尺和一支带磁铁的笔,格里希不放过每一台机器设备。他用白手套摸机器,没有砂,才算合格。“我们起先做不到,压力大。格里希说,我来中国、来武柴不是瞎忙的,对待自己的产品要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。”谢长钦说。

格里希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,但往往一针见血。他说,工厂生产的产品即使是1%的次品,但对一个用户来说就是100%的次品。他甚至说,“我认为中国要加强整个民族的质量意识。”几番下来,格里希获得了“质量先生”的美誉。

格里希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。两年任期内,他不仅改变了武柴一个厂子,还透过武柴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,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,实行以岗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,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,引起了企业界以及国家高层的重视。

“质量就是生命”仍不过时

30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改革试验场武柴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被淘汰,格里希老人也已故去多年。但今天人们重温“洋厂长”的改革历程,仍能找到心有灵犀之处,首要的就是格里希对质量的执着要求。

以今天的视角看,格里希似乎没有什么太复杂深奥的理念和打法,就是严格管理,质量第一,并且一以贯之、亲力亲为。但在当时的中国,物资商品仍很紧缺,对质量的关切还远远不够,不少国企和武柴一样:吃大锅饭人浮于事,工人干事不认真,产品质量提不上去。

格里希厂长眼里容不下“差不多”先生。谢长钦回忆,格里希在探求武柴产品质量问题时曾说:“我看了你们的图纸,图纸没有问题,但你们的制造工艺达不到图纸的要求。”比如,图纸上一般都标注允许的误差范围,工人们觉得只要在范围内就行了,但格里希要求越小越好。

伯恩特也是一名工程师,20多年前曾和中国企业打过交道。他所在的德国企业与中国工厂合作生产设备。但中国工厂生产的次品率很高,一度高达30%以上。于是客户说什么也不要这家厂生产的设备,必须从德国进口才放心,而提出这个要求的就是中国客户。

如今,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,正在迈向制造强国。“但从一支圆珠笔芯需要进口,到成群结队地从海外背马桶盖,可见质量这个词对中国制造的分量有多重!”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,格里希从严治厂、质量第一的理念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场品质革命。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,坚持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,不仅是一种企业管理行为,更是提升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相适应的供给质量的必由之路。

改革的初心与勇气

格里希的成就与成就格里希的,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的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。格里希初到武柴,只是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到厂子,只是当参谋做顾问。在谢长钦的记忆里,这位联邦德国的退休老头似乎什么都看不惯:有的工人上班聊天喝茶很散漫,上下班时间随意,工厂清洁度也不高。

毕竟,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刚刚起步,国企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管理还很落后。格里希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但作为洋专家,他只有建议权,没有决策权。

既然要摸着石头过河,洋专家为啥不能当厂长?武汉市政府果断作出决定,任命格里希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,赋予他管理工厂的权力。

一家国企让外国人担任厂长,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。“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。”伯恩特说,“父亲有幸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,直到多年后仍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,我为他感到骄傲。”

无论是大胆起用格里希,还是格里希在工厂的改革,都透着改革的勇气与担当。中国东北研究院副院长李凯认为,今天看格里希的做法,主要集中于车间质量管理层面,是中国企业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特征。“万事开头难,现在看起来格里希做的好像很简单,但当时要克服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,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,要真抓严管是很难的。”

谢长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。“一些职工觉得他要求太严,认为他姓‘资’。”他说,有一次格里希对一个职工发了脾气,要开除这个职工,但这在当时根本做不到,我们只能反复做格里希的工作,花了一个多星期,最后让这名职工道歉才算完事。

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”李凯认为,从格里希身上,我们看到改革没有所谓的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”。改革开放40年,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当前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,都进入到深水区,但毕竟我们积累了经验和条件,与当年改革的环境已大不一样。此时重温格里希,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,呼唤改革的勇气,“没有一个敢字,就只能原地打转,打不破陈旧藩篱。走不出条新路来。”

改革没有完成时

格里希在武柴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。格里希回国后,武柴很快就倒退回老样子,质量管理变得松松垮垮,产品质量迅速下滑。没几年,东南亚市场就不再进口武柴的产品。到1998年,武柴破产。

这也深刻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进程。在李凯看来,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力完全接受格里希带来的生产经营理念。而且,格里希的改革虽然轰动一时,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体制机制动手术。

有人将格里希比作是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。为啥“好念经”?一是“外来的和尚”有先进的经验和理念,二是“外来的和尚”与庙里的和尚都不认识,没有利益牵绊,就可以安心“念好自己的经”。格里希不远万里,从德国赶来,不拿工厂一分钱工资,凭着一股子工程师的执着,愣是把厂子的老毛病给扭转了过来。

值得警醒的是,格里希30多年前在武柴发现的种种弊病,直到今天还能在一些企业里找到影子。

记者在一家大型企业采访时曾了解到,一个车间生产出了废品损失了1000多万元,要不是来了一位新老总,就会按所谓的惯例不了了之。一位企业老工人曾痛心地说,一米的钢管、几颗螺丝,本应当宝的东西我们却浪费了,不当回事,“一厘钱精神”没了!

改革开放40年来,改革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。“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,面临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都超乎寻常,必须对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,才能够闯过激流险滩。”曹东勃说。

引智开放仍是大文章

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,父亲也不可能到中国去,”格里希去世后,伯恩特曾到中国参观访问,“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,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。”

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洋厂长,正是大时代的鲜明特征。1983年,邓小平发表了“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”的重要讲话。很快,中国有关方面和原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建立了联系,1984年,格里希受原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委托来到中国。

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,开放促进改革,改革加速开放。开放带来外脑,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,成为了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。有数据显示,改革开放以来,外国来华专家累计达到650万人次,遍布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,其中就包括国人熟悉的来自德国的国足“洋教头”施拉普纳。

不拒众流,方为江海。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德总代表袁旭东表示,中国今天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,但仍需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外国专家时所说,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。坚持引才引智同引技引资并举,才能更好实现十九大提岀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

改革开放40年经验表明,改革与开放互为动力互相促进,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,扩大对外开放,仍不失为破解改革难题的一把金钥匙。LW

刊于《瞭望》2018年第28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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